協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無處不在，它是一種方法、一種技巧、一種本領，小到家庭瑣事、大到國際關系都須臾不能離開。

在政治領域、社會治理體系中，協商則是民主的實踐，是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它催生民主、推進民主，也彰顯民主，因此我們常習慣稱之為民主協商。

通過民主協商，可以凝聚共識、增進團結，可以聚同化異、彌合分歧，可以匯集智慧、整合力量，可以助推協商民主制度的健全與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周恩來是我們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也是民主協商的積極倡導者和成功實踐者。

無論戰(zhàn)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都置身民主協商的第一線，勤于協商，善于協商，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智慧，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學習與傳承。

協商有“誠”

對協商要高度重視，要有發(fā)自內心的誠意。民主不只是一句口號，協商不只是一種姿態(tài)，而應當是高度自覺的主動作為，是具有明確目的性、預見性的實際行動。周恩來曾指出，“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他始終倡導要注重事前協商，“凡是重大的議案提出來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凡準備由政務院通過的重要決議和指示等，經常是在征詢政協全國委員會有關小組的意見后，再提政務會議通過的”。

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了籌備新政協，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把協商貫穿于醞釀、起草、修改的全過程，面向各界人士，廣泛征求意見，反復修改，不斷完善。1949年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閉門一個星期左右時間，親自執(zhí)筆，寫出全文。接著就以深度協商的方式，安排先后到達北平的政協代表500多人分組討論兩次，召集極具代表性、匯集諸多社會名流的籌委會常務委員會和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第三組分別討論兩次和三次，在基本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形成草案，提交籌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最終使《共同綱領》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成為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歷史性文獻。為了勸說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入閣”，周恩來懷著極大的誠意“三顧茅廬”，反復協商，曉之以理，最終令多次拒絕“做官”的“老者”欣然“出山”。

周恩來的協商之道給我們的啟示，首要的是真協商。真協商是以團結合作為宗旨，以發(fā)自內心的尊重和信任為基礎，遇事想到協商，議事經過協商，協商在前，決策在后，不當擺設、不做樣子，更不能當負擔。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政治站位，確保協商議題有精準性、結果有時效性。

協商有“方”

協商是思想的溝通，是情感的互動，必須講究方法，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注重實際效果。在講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法時，周恩來曾告誡：“我們要不失立場，但不爭名位與形式；我們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機動靈活，以求達到成功。”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建立，是事關貫徹黨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在醞釀決策過程中，周恩來懷著極大的耐心，廣泛征求意見，深入研討，充分協商，逐步取得了共識。1957年3月20日，他邀請廣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討論建立自治區(qū)問題；3月25日又親自出席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的關于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問題座談會，并作長篇總結講話。講話全面闡釋歷史與現實狀況，客觀分析方案利弊，態(tài)度平和，曉之以理，使人們縮小了認識差距。而對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見，周恩來則毫不含糊地表明態(tài)度說“那是不妥當的”，明確指出這種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對立起來，不利于團結，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在協商過程中，周恩來既注重循循善誘，又堅持正面引導，始終將協商導向正確的方向。正如一位黨外人士所說：每次政務會議上，周總理總有一篇講話，教益很深，對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課，對包括我在內的其他與會人員發(fā)表的并不正確的意見，采取極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糾正，使人真正心悅誠服。

周恩來的協商之道啟示我們，協商不僅要有主動的熱情和積極的態(tài)度，還要增強本領、提升能力。要能夠把握大勢，總攬全局，高屋建瓴觀察形勢，知微見著發(fā)現問題，既要樂于傾聽，還要善于表達；既要能夠包容，又要善于辨別；既要誠懇交流，又要善于引導，始終掌握協商的主動權、主導權。

協商有“量”

協商需要有氣量、有胸懷，只有從良好的愿望出發(fā)，建立互信關系，平等相待，心靈互通，彼此尊重，才能推心置腹，吐真言，出真知，收實效。周恩來指出，“要讓黨外人士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他們在各種會議上敢于講話”，“我們要吸收不同意見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這些人一起協商，團結他們”。他還強調，“我們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見的人跟我們討論、爭論，真理才能愈辯愈明”，要“允許唱‘對臺戲’”。

三門峽工程是黃河治理的關鍵性工程，是十分難啃的硬骨頭。從設計到建設，一直爭論不休。為了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周恩來于1958年4月，在三門峽工地召開現場會，對設計方案進行深入討論。會議結束時，他開宗明義地提出：開會的目的是要聽取許多同志的意見，特別是反面的意見。盡管由于黃河地質和水情異常復雜，三門峽工程還是留下很多遺憾，但周恩來始終以真誠的態(tài)度，廣開言路，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士開展協商，包括對于“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樣四座皆驚的刺耳言語都保持克制，耐心傾聽，集思廣益，竭盡所能讓三門峽工程趨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

周恩來的協商之道啟示我們，協商就是以包容之心，以兼聽則明的態(tài)度，放下身架，敞開胸懷，積極主動地傾聽各方面的不同意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那樣，“對各種意見和批評，只要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就要讓大家講，哪怕刺耳、尖銳一些，我們也要采取聞過則喜的態(tài)度，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斷提高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減少盲目性和隨意性。

協商有“恒”

協商必須經常化、常態(tài)化。經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所面臨的問題以及人們對形勢的認識判斷是錯綜復雜的，也是連續(xù)不斷、反復呈現的。新中國建立初期，對于為什么每星期召開一次政務會議，周恩來曾經解釋說，“難道我也是閑著沒事了，高興每個星期開一次會嗎？不是的，這是有好處的”，“在那樣的會議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見……我們聽到這些話就能夠啟發(fā)思想。我們管理著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就要聽取各種意見”。

政務會議由全體政務委員參加，而當時的政務委員共有21名，民主黨派人士在其中占了一半以上，共有11名，政務會議其實就是一個固定的民主協商的有效平臺。上個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周恩來身兼數職，他從繁忙的黨務、軍務和國務中擠出時間，每星期安排召開一次政務會議，就是利用這個協商平臺，就涉及國計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進行面對面的磋商，廣泛汲取智慧，與民主黨派杰出人士攜手共擔治國理政的重任。在1951年11月召開的109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總結說，兩年來，政務院堅持每周舉行一次政務會議，所進行的議程共有300多項。直至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舉行，周恩來先后主持召開了206次政務會議，就許多內政外交的重大事項展開了充分協商，“使得一切比較重大的決定和法令，更能適合最大多數人的共同需要，在貫徹實施時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數的擁護和協助”。

周恩來的協商之道啟示我們，黨的事業(yè)發(fā)展是接續(xù)不斷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協商也必須形成制度、成為常態(tài)。各級領導干部要練好協商這一基本功，全局安排有計劃，工作責任有分工，并與有關方面搞好對接，廣泛搭建平臺，拓寬溝通渠道，主動出題、敏銳接題、及時破題，遵循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博采眾長，趨利避害，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在協商中不斷凝聚起推動發(fā)展的強大合力。